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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捐献:伦理与医学的生命较量
        据统计,目前我国有100万尿毒症患者;有400万白血病患者在等待骨髓移植;有300万角膜盲患者。在我国,每30万患者中仅有1万人能得到移植,“相当多的患者在等待中离世”。
    国人受“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传统观念的束缚,让器官移植成为伦理与医学的生命较量。如今“死刑”审判愈加谨慎,依赖死囚捐献器官的老路子走不通了,如再不能建立一个公民器官捐献体系,器官移植事业将成为‘无源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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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走最后一个病人才躺上手术台
    2010年底,她已发觉身体不适,同事建议她检查,她说:“没事,先忙完这些再说。”这一忙,就到第二年3月。经查,确诊为卵巢癌,而实施卵巢癌手术当天,董梦久还在门诊工作,直到送走最后一位患者,才躺上手术台。在知道患癌时,董梦久平静地对身边的同事说:25年前我就死过一次(25年前她曾患乳腺癌),我不怕死,但是,还有这么多病人等着我,我不能死。
二次患癌提出捐献眼角膜
    “我要捐出我的角膜。”2011年在确诊为卵巢癌之际,董梦久就向家人提出了捐献自己角膜的想法。手术后,董梦久一直在进行放疗治疗。在此期间,董梦久念念不忘角膜捐献这件事。对于妻子捐献角膜的想法,丈夫沈汉年起初无法理解。而国外留学的儿子,听到母亲的决定后表示理解并希望母亲的眼睛可以继续看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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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院、医者在行动
 
武汉同济医院举行器官捐献动员活动
      同济医院的医务工作者拿起手中的笔,纷纷签下了《器官捐献》登记表。我国器官移植奠基人、肾脏移植第一人,89岁高龄的同济医院教授夏穗生老人,也在登记卡上庄重的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场面令人动容。夏穗生:“如果没有它(器官移植),既没有人延长别人的生命,也没有医学上器官移植的学科,加入我自己没有做出榜样来,那我对不住大家。”
医生夫妇双双签字捐献遗体器官
      李铭山说,除了眼角膜,其他器官他也希望能捐献,但作为医务工作者,他很清楚自己的身体状况,一方面由于年龄较高,另一方面因心脏手术后长年服药,他的脏器不适宜移植给他人,只有眼角膜不会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李铭山的妻子、61岁的马明也是总院影像科的一名老专家。她也志愿捐献眼角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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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器官捐献信息全国联网制度将建立 实现透明分配
      在鼓励公民自愿捐献器官的同时,今年还要力争实现器官捐献信息的全国联网,并实现透明的器官获取和分配系统,让公众清楚的知道捐献器官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卫生部部长陈竺说,系统借鉴了国际经验,也综合了我国现阶段的国情。
器官捐献救助需建资金“输血”机制
      业内人士介绍说,当前最理想的解决方案是国家安排专门的财政资金或彩票公益金全额承担。现实可行的方法是,在充分利用现有的医疗保险、新农合保障体系的同时,由红十字会根据贫困捐献者家属的申请对其进行适当救助。
 
“双管齐下”遏制人体器官非法交易
 
      器官捐赠是功德之举,是向社会传递一种正能量。加强宣传,提高人们对器官捐献的认知水平,让大家消除疑虑是破解器官捐献难题的前提,要用新观念引导公众,让大家知道器官捐献对社会是好事情,唤起人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公益意识,大家才会真正行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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