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武汉在全国吸纳难民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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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日报讯 记者黄征)1938年6月,中国发生的一件大事对武汉影响巨大:花园口决堤。

  为阻止日军南下攻打武汉,蒋介石于当年6月9日下令在郑州东北花园口附近炸开黄河大堤,淹没了豫、皖、苏三省,导致大批难民逃亡。近日,记者采访了江汉大学法学院院长、城市研究所常务副所长李卫东博士,他结合自己翻译的美国学者麦金农所著《武汉,1938——战争、难民与现代中国的形成》(下称《武汉,1938》)告诉记者,武汉是抗战时期全国吸纳难民最多的城市;也是在武汉,国家机构开始在难民救济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

  1938年6月9日以后,花园口决口扩大,沿洪流一带居民,房屋田产悉遭淹没,相继流亡(武汉市档案馆提供)

  花园口决堤,引发第四波难民潮

  抗战时期,中国的难民潮一波接着一波:第一波在1937年7月到8月,日军占领了北京和天津,并在通州、保定及其他地方滥杀无辜,迫使当地百姓自北向南逃亡;第二波在1937年秋天,淞沪会战开始后,中部沿海大量难民沿长江向南京逃去;第三波在1937年12月至次年1月,由南京大屠杀引发。

  《武汉,1938年》中写道:“与这些难民一起的还有最后一波来自北方的难民,他们中间有百万之众是来自淮南地区的农民,这或许是因为1938年初春的徐州会战给这个地区带来了毁灭性灾难,或因黄河堤坝被炸开、洪水泛滥而使得他们无家可归。因此,许多难民逃到了武汉。”“黄河堤坝被炸开”,指的就是1938年6月9日的花园口决堤。

  李卫东认为,花园口决堤后,豫、皖、苏等省的难民来到武汉有两个原因:一是国民政府组织武汉会战,在武汉外围层层抵抗日军,这里相对安全;二是上海、江浙地区沦陷后,大量工商业者以及一些数量有限的工厂内迁,到达的第一个地方就是汉口。武汉作为临时首都,国民政府着手将日常的经济状态向战时转化,需要劳动力,大量军政机关也需要有人服务,当时的武汉具有吸纳人口的能力。

  8年抗战,来汉难民人数为全国之首

  花园口决堤具体给武汉带来多少难民,市政档案、各种文献都称没有可靠数据。

  但据1946年官方档案报告《难民及游离人民综述表》,8年抗战期间,来武汉的难民人数为53.4万,占总人口的43.56%。在可统计的城市中,到武汉的难民人数和所占人口比例都是最高的。在次高的上海和第三高的南京,这两个数据分别为53.1万、13.8%和33.5万、32.9%。

  李卫东介绍,中国人有一个观点,“小难进城,大难返乡”,一旦出现动乱,人口就会流动。“小难进城”,是因为人们认为城市里具有较强的公共权力和国家统治力量,对百姓有保护作用;“大难返乡”,是指出现战争之类大灾害时,连政府和社会团体都没有力量抵抗,人们就回到乡村,相当于人口的疏散。假如在乡村也保不住性命,就向异地流动,成为难民。局势稳定后,这些难民大部分会选择返乡,或者在新的地方安顿下来,成为移民。

  汉口开埠后因为商业的发展和异地商贾的聚集,逐渐发展成一个移民性城市,《汉口竹枝词》中有“瓦屋竹楼千万户,本乡人少异乡多”句,十分形象地展示了汉口外来人口高密度集结的特点。1938年难民潮的出现,进一步增加了武汉移民城市的特性。

  救济难民改变城市公共服务体系

  抗战之前,包括难民在内的贫困人口救济、公共卫生等地方公共事务,一般都由当地头面商人组成的慈善团体负责完成。这些救济工作是暂时性的,且不负责为难民提供食宿。但战争改变了这种状况,诸如此类的救济工作因战争在后来长期存在,并以制度化和有组织的形式永久性固定下来。

  在1938年的全国赈济委员会报告中,武汉三镇设立了111个避难所,其中88个在汉口。这些避难所中,18个由市政府赈济会负责,13个由同乡会负责,15个由基督教会负责,4个由国际红十字会负责。该报告还指出,“这是中国历史上国家机构在难民救济活动中第一次扮演重要角色”。

  1938年,一批国共两党以及无党派的妇女界知名人士发起,在汉口成立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其目的是照顾儿童难民(其中许多是孤儿),并有组织地把他们向西部转移,以“抢救中国的未来”。

  麦金农认为,“保育会在战时取得了很大成就,这个组织是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儿童福利组织的先驱”。

  公共卫生的努力也是武汉会战时期一项重要遗产。在哈佛大学毕业的刘瑞恒博士领导下,从上海、北京来的中国医学界精英集聚在武汉三镇,帮助组织卫生服务队,建立防疫与公共卫生中心,使武汉的公共健康与卫生状况很快得到改善。

  《武汉,1938》中写道,“现在看来,在中国公共卫生史上,1949年前,政府对危机处理曾做出最大的一次努力就是在1938年的武汉”,“此时的武汉在中国公共卫生组织史上是一个转折点”。

  难民推动武汉短暂经济繁荣

  “武汉沦陷之前在经济上一度出现短暂的繁荣”,李卫东说,“难民当中有很多手工业者、中小商业者,他们有一技之长或拥有小额资本,对这种短暂的繁荣起到了推动作用”。

  难民中还有一部分文教人员,这批人亡国亡种的感受比武汉本地人更为强烈,他们流亡到武汉后,在宣传抗战、恢复教育、传承中国文化等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难民潮又向其他地方逃亡,一个方向是向西,如重庆、万县等;另一个方向是从最初的汉口、武昌等市区转移到乡下,如武汉地区的汉阳、蔡甸以及洪湖新堤、孝感等湖北农村。(感谢湖北省档案馆、武汉市档案馆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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